为了忘却的草帘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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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7月28日的大地震，给每一个经历过那场大灾难的人都留下了铭心刻骨的记忆，虽然过去40年了，对于大地震期间的遭际迄今我都历历在目，挥之不去，难以忘却，恍如昨日发生的事情。

一、撤离村庄

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之时，我在丰南与唐海毗邻的一个小村当大下工作组组长，那时县里要重点培养一批年轻干部，所以我便被抽调到那里挂职锻炼，工作已经近一年，那时我才20左右岁。这个小村很小，是这个公社最小的一个村子。村周边有高大的沙坨，一有风起，沙子便飞扬起来，扬扬洒洒，尤其是春天，风沙可以遮蔽村庄，所以村名叫芝麻坨。全村几十户人家，五六百口人。村庄的房舍沿沙坨的一角而筑，隐在凹处，像一群雏鸡依偎在母鸡的羽翼下。鸡鸣狗吠，炊烟袅袅，点缀着光秃秃的沙坨。村外是无边的低洼的盐碱地，种不了什么庄稼，放眼望去，寂寥的原野中唯有生气的是一些低低矮矮的芦苇和摇曳的艾蒿，使得小村显得是那样荒僻和孤寂，但却也保持着大自然拙朴、粗犷的本色。一到雨季，四周大水茫茫，一片汪洋，淹没了周边的道路，小村便成为了孤岛，出村需蹚水。那里的生活很是落后，生活方式也不讲究，甚至很粗鄙，如连茅圈等，即厕所和猪圈相连。但这里的人们淳朴善良，待我们很亲热。

那时的工作队保持着与群众同吃、同劳动的制度，我是农家子弟，自然能吃得百家饭。可是小村有的人家很不卫生，用农村的话说叫“邋遢”，有时做的饭菜竟难以下咽。那时的工作队员们常自带一个木箱，里面装些食品，碰到饭食孬的人家，用此充饥。我无钱，自然买不起食品，但是各家都尽力招待，使我们很受感动。我去队部汇报时，组长们谈论最多的是吃派饭问题。有的村的社员为了发泄对工作组的不满，净用“两杂一条”招待他们。所谓“两杂一条”即杂交玉米、杂交高粱和咸菜条。有的人家干脆用一斤粮票、肆角伍分钱（即工作组每人每天的饭钱）买五个馒头，一盘菜算作工作组每人的一天用量，并只管这一顿。有的村干脆不管饭。我说完村民满腔热情招待我们吃饭的情况，大家都很惊讶。

那时有的社员靠割草卖钱，这当然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之列，要限制，批判。我生长在农村，深知农民的苦衷，我为此很苦恼。老何劝我：“路是人走的，上边有政策，我们可以有对策。这里天高皇帝远，你不汇报谁知道！大会上讲讲，小会上说说。社员们过好了日子又有何不好呢？老何是买卖人出身，时任棉麻公司经理，被抽调上来任工作组副组长，人很精明。后来，他又通过关系给小村弄了些生产资料。秋后水退，我们又组织社员开垦了大片荒地，准备来年种水稻。社员们很感激我们，更好地招待我们。老何感动地说：“你把一滴血给他们，他们会把一腔子血倒给你呀！”因此我们与社员的关系处的很好。

但意想不到的是，一场厄运夷平了小村。那天夜里，我散会很晚，已经是10点多了，因为工作劳累，我辗转反侧，约摸着12点多钟才睡着，3点多钟便醒来了，忽然隐隐约约听得有地声，我十分惊诧，不知为何？刹那间房子剧烈地晃动起来，而且是上下摇晃，我被颠了起来，我立即警觉到是地震了，猛地跳起来。与我同住一个屋子的，年龄比我稍长些的队员老刘身体有病，他也从床上爬起。不容思索，我先把他推出窗外，然后我也迅疾地跳出来，随即屋外用土坯垒的棚子便轰然倒塌了，埋了我半截腿。我挣扎着站起来，朦胧中见村庄房倒屋塌，人喊畜叫，哭叫声、呼救声不绝于耳。有的社员惊呼“天塌地陷了”！有的社员到处乱跑，村庄一片混乱。我看看天，漆黑如墨，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地上泥泞一片。住在别处的工作队员也纷纷跑到我住的房子这里，但怎么也砸不开门，因为房子被晃得已经变了形。我们找了个避雨处，立即把工作队员和大队干部召集上来，商量抗震救灾的事情。我向大队干部们说，首先我们要安定民心，安顿社员的生活，组织自救，等待上级的指示。于是我们分头行动，先是把村民们转移到村外的高地沙坨上，又将各生产队的牲畜抢救出来。虽然房倒屋塌，但所幸没有人死亡，只是有些人受了伤。但村里的一个老人昨天去唐山看病住在唐山，陪同他去的大儿子和村里的赤脚医生，估计都一起在唐山遇难了。天亮后我们组织各家互相帮衬着搭起了简易的窝棚，其实这些窝棚就是用秫秸或玉米稻草支撑起来的，然后在外面遮盖上一块塑料布，让人们有个栖身的地方。冒着余震的危险，我与大队干部们到各家去看震灾的情况。我看见许多人家的屋中冒出的泥沙有炕沿那么高，有的有半人高，并一直从中心（泉眼）往外冒水，那沙非常细，水也非常凉。有的人家的房子有半倒的，也有全倒的，村边大坑的水也都涌到道上，地面裂出了缝，河塘的鱼被涌到了地面上，有的鱼还在扑楞着。此时村子外面一片漆黑，没有一点光亮，雨点也见密，与周边也联系不上，音讯断绝，人们有些懵懂和慌乱。有的工作队员冒着危险从屋里找来收音机打开，也听不到唐山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我猜测震中可能是唐山附近。天朦朦亮时，公社副书记王汝彪来到这里，查看灾情，他挽着裤腿，拄着棍子，浑身是泥水。他见小村几乎被夷为平地，断壁残墙，也伤心不已。他告诉我四周村子比起我所在的村子伤亡更加惨重，与芝麻坨邻近的河沿庄和大佟庄都死了几百口人。公社也与县城联系不上，他们公社干部只能分头下村查看灾情，据估测唐山和县城可能地震的重灾区。我遥望北面的唐山和丰南县城的方向，忧心如焚，也不知道有多少生灵惨遭不幸？也不知家里人如何？我只能默默祈祷上苍保佑家乡和家人的平安。

天已大亮，在一块塑料布的遮掩下，我和村干部们研究下一步自救的措施。房东大妈拿来一张饼让我吃。这是昨天烙的，还能剩几张呢？现在的粮食还砸在屋里，何况他们一大家子也有十几口的人呢？我不忍心。大妈用命令的口气说：“杨子，不吃不行”。我只好含泪吃下。一年来，大妈对我如亲人，无微不至的关心我这样一个小青年，令我感激不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我一直保持和大妈的密切关系，直至大妈去世。

上午10点左右，在唐山上班的二房东的儿子骑着自行车，衣衫褴褛、狼狈不堪地回到家，一见到我们便嚎嚎大哭，他说唐山和沿途的村庄都平了，到处是死人，一路情形惨不忍睹。他是从楼中被甩了出来，所幸没有被砸死，但也跌得浑身是伤，挣扎着骑了几个小时的自行车才回到家。听到此，我才知道了外界的情况，我一看那自行车，车把都砸弯了。于是我决定先让两个老同志回家看看，其中一个人没有自行车，我让他骑走了我的车子。

时近中午，余震依然不断，人们也无法动用锅灶，只好冒着危险找来一些剩饭充饥，我们自然也无法吃派饭了。中午时分，三队长找到我，他衣衫褴褛，吊着胳膊。他递给我一个馒头，有些灰迹，这显然是他冒着危险刚从废墟中扒出来的。这时的粮食就是生命啊！我没有接。他急了：“你是嫌我脏啊？“我惊诧了，默默地看了他一眼接过来，像是接过了一颗火热的心。

晚上，沙坨上摇曳着几点灯光，社员们都依偎在沙坨上。天依然下着雨，风也很紧。我打着雨伞，依次走过了几个窝棚，他们都让出最干净的地方给我，我不肯，因为都很拥挤。我站在沙坨上，遥望着四周黑茫茫的一片，心忧如焚。入夜，风裹挟雨，愈加大了，看着乡亲们都已经躲在了窝棚里，我的心略微宽敞了一些。大队书记拎着马灯，追上我：“杨子，社员们都没事了，你累了一天了，也休息吧！”他把我领到了他家的窝棚里。这个窝棚不大，他一家人口多，怎么容得下我，可他让家人给我腾出一块地方。因为窝棚小，伸不开身子，大家只能蜷坐着，无法躺下。大队书记让我坐在里面，我怎好意思？外面风雨交加，肆意的吹打着低矮的窝棚，我坚持在靠近窝棚口的地方，无奈大队书记又坐在了我的外面，用他瘦弱的身躯给我遮风挡雨。我心里一阵感激，不禁热泪盈眶。

第二天，天已放晴，但小村外面一片汪洋。我接到了大下工作队全部撤出的通知。乡亲们来送我，都有些依依不舍。我在这里呆了整整一年，与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虽然没有为他们做些什么。望着在这生活了一年的小村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我十分心痛，本想和乡亲们一起重建家园，但我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房东大妈给了我一个布袋，里边放着一张前天烙的饼子，因为昨天一天都没有动火，这是她省下来特意给我的。我说什么也不要，但大妈不肯。她说，县城离这里很远，留在路上吃吧。摸着这张冰凉梆硬的饼，我感到了无比的温暖，它包含了乡亲们对我一片深情厚爱啊！

大队书记还找来两根木棍让我和老刘拄着，我们挽起裤腿，蹚着没膝的水慢慢地离开了村子。我回头看着向我们挥手送别的人们，望着那一张张憨厚的、充满留恋之情的脸，回想起在小村的日日夜夜，我的眼泪流了下来，我不时地回身向凝望我的村民们挥手告别，走远了，依然望得见村头的人影。

二、路上讨饭

我与老刘互相搀扶着在水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水没过膝盖，走了有四五里路后，才有了干路，以后又走上了公路，到了大佟庄公社所在地。只见公路两旁的原本是热闹的集镇已是房倒屋塌、断壁残墙。想到前天还在这里开会，在路旁边的饭馆集体聚餐，（工作队全体成员每一个月开一次大会，聚一次餐），场面十分热闹，今天却已是狼藉一片，四处哭声不断，心中不禁十分惨然。我找到队部，见已没有几个人，队员大都撤离了，只有一个被砸伤的刘秘书斜靠在公路旁的作为栖身的一个水泥管子里面，他的腿被砸伤了，等待救援回县城。他嘱咐我一定到他家小稻地去看看，我答应了。

过了大新庄，只见公路上，乱乱哄哄，人来车往，像逃难的一般。走了一段路，老刘也与我互道珍重分手了，他的家离此不算太远，就此下道。我独身一人朝唐山丰南方向走去，此地离我家还有百里之遥，离县城也有七十里路。只见一路上有从唐山方向回来的人，有的蹒跚步行，有的骑车，有的拉排子车，大都衣衫褴褛，神色悲哀，有的抹泪，也有的嚎啕大哭，甚是凄惨；还有些人伤痕累累，用各种颜色的布缠裹着伤口，有些人的衣服被染成了血色，还有些人用自行车驮着死尸，也有的用排子车拉着死尸，还有些拉死尸的机动车辆在疾驰，可谓惨不忍睹，这些城里人的老家都在乡下，如今遭了难，不管死人活人都往老家回。也有些去唐山去救人的，那些人穿得稍微齐整些。我匆匆地向家乡方向奔着，到了小集的沙河桥，桥已经断了，我只好和路人一起涉水过河。河面虽宽阔，刚下过雨，水流有些急，好在水不太深。我脱下裤子，将衣服书包举在头顶，穿着裤衩过河。过河后，我与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搭讪了几句，让他驮我一段路。他十分好心，二话没说，顺路便驮我走了十几里，因为他要下道，我又只好步行，但我省了好多气力。到了稻地镇，情形更惨。这里被称为京东四大名镇之一，也是丰南的经济文化中心，现在却是地震的中心，只见断壁残墙，一片瓦砾，不见一处立着的房屋。因为是暑期，全县的许多干部和教师都在这里的县“五七”干校和县一中集训，因此死了很多很多的人。在此我遇见了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我上高中时的尹校长。他告诉我在稻地一中集训的老师死了几百人，死尸横陈，惨不忍睹。他赶来料理此事，嘱咐我一定注意安全，说我的老家唐坊震灾略轻一些。

过了稻地，就到了205国道的“三角地”。所谓“三角地”，即一条道往西行，去县城的方向；一条道往北行，唐山方向，呈三角形，故称“三角地”。后来，唐山市许多震亡的死尸都埋在公路两旁的壕沟里，埋一层，铺一层石灰和土，竟埋了好多层。这时只见公路上接连支了很多帐篷。因为人们怕地震，都躲到公路上来了。此时已是下午，烈日当空，没有一丝云彩，我走得汗流浃背，饥渴难捱，大妈给我的那张饼我早就吃了。我走入一个帐篷，见里面有一位大妈。我说，大妈，给我口水喝吧。大妈给我倒了一碗，说是水很干净，从村里的机井打来的，我一饮而尽。稍顷，我不好意思地问，大妈有吃的吗？大妈说，我这里只有两张饼，给你一张吧。我接过面饼，掰了一半，把那一半给了大妈，我连声说谢，眼睛有些湿润，要知道那时这些食物是多么的珍贵，对大妈的好心我感激涕零。大妈连说不用谢！

我顺着国道一路西行，走了十几里，到了去丰南县城的路口，遇见了一个我村到县城救人的人，他告诉说我家里没事，我心方安。这样，我决定先不回家了，先去到骑走我自行车的那个队员家里取车。我走上了陡河岸，只见河两边的各村的村民都搬到了陡河岸上，河岸上高高低低搭了许多帐篷。此时已是暮色苍茫，袅袅炊烟和暮霭笼罩了河岸，晚风拂来，见许有些凉意，河水湍急的向下游流去，河中飘浮着一些从上游冲下了的杂物。患难见真情，遭受大灾的人们互相帮助、抚慰，三三两两的干活，有的人搭锅垒灶，下米煮粥，大家过上了“大锅饭”的生活。我顺着河岸找到了那个队员的家，但不巧的是，他骑着我的车子去了亲戚家，说是第二天才能回来。天色渐黑，人们开始吃饭，于是我也拿起了一个饭碗，讨了一碗粥喝，人们自然也不问我的来路，只是让我吃饱些。我踏着夜色又走了二十来里路，到了家已是夜间十点多钟了。母亲已经知道我没有出事的消息，此时我从春节离开家已是半年多的时间。家里的房子已经塌了，家里人和邻居们在外面搭了帐篷。母亲见我活着回来，哭出了声。自大地震发生后，母亲十分揪心，怕我出事，一直祷告上苍，为我祈福。我见到全家人也是很伤感，看望了年迈的姥姥和年幼的侄女，两眼流泪，唏嘘不已，而父亲自震后一直在小镇的火车站上没有回家。村里也死了几十口人，同时因为我村在唐山火车站上班的人多，也伤亡了许多。其中，一个大我一岁的堂兄被砸死，他的胞兄被砸成重伤，动弹不得，后被转院到外地，还有一个在唐山车站任职的干部因为看演出，让老婆孩子当天去了唐山，结果夜间全被砸死了，我的一个叔伯弟弟因为歇班，所幸没有遇难。

晚上，我睡在和邻居几家人住在用苫布搭起的大帐篷里，每家占去一块地方，大家共同起火动灶，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十天，直到秋后搭上简易房才罢。

第二天天亮后，我去队员家取车。因为那时家里没有自行车，只好徒步二十多里走着去。走过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我感到饿了，只好再去“讨饭”。我走入道边的一家，有个老太太在家，我说明来意。老太太说，我刚做了锅疙瘩汤，给你盛一碗。我问老太太地震家中是否平安。老太太指着屋外的两辆有些变形的自行车，说是从唐山儿子家拉来的，儿子儿媳已经震亡，扒出来拉回来在祖坟埋了，又指着在屋外玩耍的两个孩子说，这是侥幸逃生的孙子孙女，地震的当天家里人便从唐山接来了他们，从此就得我们照顾他们了。我听了十分伤心，安慰她说无论怎样也要把孩子抚养好，以告慰他们的父母。老太太称是，还想再给我盛饭，我谢绝了，因为那时粮食紧缺。我找到自行车后，随即沿着京山铁路线去了县里抗震救灾指挥部。我没有走公路，走铁路旁渣子道清净。一路上看到铁轨弯弯曲曲，行动不了的火车也随着铁轨扭弯，而列车上的旅客都已经步行离开了。天上不时的有直升飞机往下投放饼干、大饼等食品，人们追逐着奔跑着呼喊着。

地震“讨饭”的事情已过去多年，我一直念念不忘。患难见真情，因为在“讨饭”中，我体验到了“患难与共、公而忘私”的唐山大地震人文精神，我看到了人间的最真挚、宝贵的感情。

三、抗震救灾

丰南县城是重灾区、地震中心，死伤惨重，尤其住在楼房里的人，几乎没有生还的。虽然县委领导也伤亡了一些，但所幸书记彭砚章虽受伤但仍指挥抗震救灾，使得抗震救灾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起初丰南县城因为没有吃的用的，有哄抢现象，但很快被制止了，县里开始组织清理废墟和清理死尸。有的死者家里有人便被接回老家草草埋葬，有的就干脆就近埋葬，没有人的或全家死亡便集中埋葬，所以到了第二年春上又有了一次“清尸”活动。

到了县里，我在县委大院见到了工作队总部的负责人，时任丰南县法院院长的王佐华，他也受了伤，现在是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之一。他告诉我，工作组的队员们都回自己所属的单位了，工作组也解散了。这里受伤的负责人急需药品，因为我家所在的唐坊镇受灾较为轻一些，他让我找到唐坊工委法院院长刘彬弄些药品。我忘记了劳累和饥饿，又火速骑车在唐坊法院找到刘彬，在唐坊小医院弄到了一些急需的药品，我匆忙返回县城。往返60里，累得我汗流浃背。我把药给了王佐华，使得他和那些受伤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负责人得到疗治，解了燃眉之急。随即我在县委大院里与大家一起搭起了棚子，作为临时抗震救灾人们的住所，在县委大院一起抗震救灾的人很多。白天我与大家一起清理废墟，很是忙累，大家谁也不说话，显得死气沉沉。入夜，我与一个本家叔叔同住在一个防震棚子里，和衣而卧。叔叔复员后在县化肥厂工作，震后被抽调到到县委抗震救灾指挥部。他说，县化肥厂住在宿舍楼的人几乎无有生还，他死里逃生。我又打听我在县化肥厂的一个高中同学李双英的情况，她是个知青，全家人在唐山，叔告诉我说，她们一家十来口人全部遇难了，我听后彻夜难眠。第二天我向王佐华说要去小稻地刘秘书家中看看。他说你就先不用来县里了，先回公社工作吧，以后听县里通知。我原被定为在县里某部门任职，但一地震，原来的决定就作废了，我也只好先回家。

我与他告别后，随即去了小稻地，小稻地那时归丰润县管，但离丰南县城不远，那里也是地震中心,伤亡很惨。我到了刘秘书家，他已回到家中，他的母亲和一个孩子也遇难了。因为他受伤，行动不便，我帮助他清理了一天废墟，使得他家有了些模样，他对我很是感激。因为平时我们并不太熟，他在队部，我在下边，偶尔见次面，但受人之托，我还是很信守承偌。

第二天，我回到公社，公社也是一片忙乱。我向公社领导汇报了工作，说明了县里的意见。那时一切工作都是没有头绪，公社领导也是忙得焦头烂额。他说你先回大队，你原来是大队副书记，公社有事随时调你。我先是去了公社所在地附近的我的母校唐坊高中。高中几乎没人了，只有教我物理课的邓硕老师呆呆地站立在废墟旁，十分惨然。他说许多老师都遇难了，其中与我关系最好的教数学的董文峰老师死得最令人伤痛。董老师个子高大，上大学是校排球运动员，因为腰有些佝偻，头一节上课便在黑板上写了一个“f”，看到他的形象与这个符号和相像，所以被我们称之为大“f”。他原本已经接到了爱人所在地的汉沽中学任教的调令。为了解决两地分居，照顾两个女儿，他奔波了好多年。但因为与老师学生们关系好，又放暑假，他便没有立即走。地震那天夜里他与老师们打牌很晚才睡，结果地震时一棵檩木砸在头上，他一声没吭便死了。他死后，学生们纷纷来吊唁他。尤其是他的妻子，每一次从唐坊车站下车后，都哭着走十多里的路程去董老师的老家董代庄（董老师被埋在了老家祖坟），途中要经过我们村，我们村的人都被深深地感动了。结果因她每日痛苦，泪流不止，结构两眼肿胀，像个烂桃，后来做手术才好。听说后我也痛心不已，乃至几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深深怀念董老师，被他们真挚的爱情所感染。

回到大队，我立即投入到了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工作，和大队干部一起组织社员们清理废墟，送走伤员，解决吃住和生产问题，同时上海来的医疗队就在村外二里地的一块空旷地带搭起了帐篷，为四外八庄受伤的村民治疗，也需要我们帮忙。

没几天，我便接到县里的通知。县里为了解决丰南县抗震救灾的急需沙石料问题，决定从每个工委抽调100人，共800人去滦县和迁安搭界的九百户公社一个叫小宋家峪的地方去筛沙子。于是我便带队离开家乡奔赴深山，为重建家园开始了更加繁重的工作。

四、走进深山

经过几天的紧张筹措，我带着从各村抽调上来的民工奔赴远在150多里远的工地，这些民工年龄大都在20上下岁，很年轻。那时的铁轨已经修好，我们带着行李先是从唐坊车站坐火车到卑家店，下火车后往北步行20多里路才能到九百户，再进深山到小宋家峪。

在卑家店下了火车，我第一次见到大山，卑家店北面就有茅山、巍峰山和北京铁路局采石场。一路上只见群山叠翠，白云漂浮，清风习习，山腰间有些羊群在移动，鸟儿叽啾，竟像画儿一般，令人心旷神怡，多日来的郁闷消解了不少。因为路途较远，人们走走停停，先是走过茅山化肥厂，这是一家部队的化肥厂，再过宜安公社，然后才到了九百户公社。九百户是个大镇，历史久远。这里所受地震的影响不大，房屋未倒。民居全是石头垒的房屋，有的甚至是鹅卵石垒就而成的。我们久居平原的人见了，很是新奇。整个镇里熙熙攘攘的，有些店铺，很是热闹。再往北便是迁安的沙河驿了，是古代的驿站。过了九百户，我们便走入了山中的小路，山路曲曲弯弯，坎坎坷坷，沿路山花摇曳，秋风轻拂，山水一路流淌，颇有些野趣。走了几里路，便到了小宋家峪村东的一片开阔地，这里便是筛沙子的工地了。这片场地上早已经聚集了几百民工，有的是被抗震救灾的汽车送过来的，有的是和我们一样先乘火车，再步行而到的。大家都在紧碌，有的在支架搭帐篷，有的在搭锅垒灶，熙熙攘攘、吵吵嚷嚷的。这是一片很大的开阔地，地势平坦，地下埋藏着丰富的大粒沙。北面有一条小河蜿蜒而过，水是从山间流下来的，汇集成河，水很是清澈，也很甜，五颜六色的河卵石清晰可见，间或有些鱼儿游走，以后我们洗脸甚至做饭都要用它。

800人陆续到齐了，人员按部队建制，即8个工委为8个连，每个公社为一排，各工委、公社都有带队的人，各为连长、排长，上边设立厂部，起名筛沙厂。厂长叫张建安，过去是工委书记，他还带着吃公粮的一班人。于是我们在沿河的空地上搭起了简易工棚。这个工棚好搭，即埋上几根木桩，再横上木棍，用铁丝拧紧，挂上苇草帘，抹上一层泥，然后在地上铺上稻草帘，上面再铺一层芦席，即为大通铺，然后人们依次放上行李。每个公社一个工棚，一个工棚住20个人。所用锅碗瓢盆全是全国各地支援的，南方北方的都有，形形色色的。这800人中有一些复员军人，他们刚复原便到这里来了，还以为是政府给安排了工作。民工的待遇是管吃管住，大队记一等劳力的10工分，没有其它的补助，那时人们生活简单，没有什么花销。其中民工大多是家里有人在地震中遇难的，他们为了躲避痛苦而到这里挖沙子的。这里的沙子不是细沙，是大粒沙，即山石风化后形成的颗粒，可用作建筑和制作水井的井管等，平原上没有。所谓的挖沙是先把地里的沙石挖出来，再筛沙。即支上大筛子，用铁锹把沙子和碎石往筛子上一扬，把两者分开。然后由各地支援灾区的解放牌大挂车把沙子运走，不管白天黑夜，有车来便装车，我们很是劳累，很多时候是白天筛沙，夜间装车，但为了重建家园，大家受苦受累也不说什么。

800人同病相怜，有的人愁眉不展，有的人时常落泪，常常是一个人哭大家跟着哭。我上中学时有个中学老师叫吴士凯，后来他回老家南孙庄中学教书。我向那里来的人打听他的消息，问得也巧，恰恰是他的弟弟吴士超。他弟弟在地震中死了，结婚不到一年多的媳妇，痛苦不过，就把襁褓中的幼女交给了姐姐抚养，来这里挖沙。他的哥哥吴士凯也在地震中遇难了。他嚎啕大哭，于是产生连锁反应，整个工地一片哭泣声，令人心痛。还有一次，夜间不知哪个民工做梦大喊一声：“地震了！”于是许多民工从睡梦中惊醒，闯出工棚，撒丫子往家乡的方向跑。随即，我们便追出去，一边追一边喊：“没有地震！”一边捡遗失在路上的鞋。这里没有一点妄语虚言，一年以后成立石矿，我去昌黎招待所开会，竟不敢住进招待所，好说歹说，我才住进了一楼，以便地震时逃生。

于是，我们一边安抚民工，一边调剂伙食，还让县里的电影放映队来这里演出，安定大家的情绪。但随之不久，一个引起民工更大不安的事情发生了，毛主席逝世！消息传开，全场民工嚎啕大哭，如丧考妣。他们认为地震了，有毛主席在，就有活路，如今毛主席死了，没有活路了！加之失去亲人的悲痛，许多人不吃不喝，痴痴呆呆，无心干活，我们这些负责人也六神无主。有些人自发要搭灵棚，悼唁毛主席。后来请示县里说为了工作，不宜这样做。只是让厂部的主要负责人每天上午去九百户公社所在地设立的灵堂吊唁，向毛主席三鞠躬。张厂长也不辞劳苦，他身躯高大肥胖，每天奔波，弯腰鞠躬，代表全厂民工吊唁毛主席。虽这样，还是有人在宋家峪的小卖铺买来烧纸等在工地边烧纸，一边烧，一边哭，我们只好做安抚工作，叫大家化悲痛为力量，多出沙子，出好沙子，为重建家园贡献力量。

天很快就冷了，大山里的冬天更是到了零下二十几度，冻得人夜间难以入睡。虽说工棚里有用石块垒的“扫地风”，但因为煤不好，也没人热度，仅仅一层草帘抹些泥哪里能够挡住寒风呢？冻得我们连衣服都不脱，还一个劲地哆嗦，那些挣工资的老同志们，有条件就买瓶酒，夜间抱着酒瓶子睡觉，喝一口酒迷瞪一会儿。同时我们夜间有时还要装车，更谈不上睡觉了。但大家没有一个人抱怨叫苦，都默默无闻的干，那时每个民工可以一个月回家两天，来回大都多是搭拉沙子的汽车，很多民工半年都不回家，但没有哪个民工超时不归。

到了第二年（1977年）的春上，县里采集的沙子够用了，县里决定成立石矿，留下400名精壮民工转为协议工，每月开48元，村里不再给记工分。大家很是高兴，觉得这些苦累没有白受。这个矿名为丰南石矿，为县级企业，我为政工组长（办公室主任）。石矿选址在属于滦县巍峰山北侧，山南侧为唐山郊区卑家店管辖。巍峰山北侧有大河湾、小河湾、永兴庄等，西侧为茅山化肥厂和宜安公社所在地。在茅山化肥厂和石矿所在地有茅山化肥厂烈士陵园，这里埋着几十名地震遇难的解放军官兵，每次路过那里，我都肃然起敬。

我们这些人对开山、烧石灰一点不懂，只能请当地的师傅指导，还派人到附近的雷庄石矿、榆山石矿等矿山学习。我负责跑征地、签协议合同等事宜，几乎天天去滦县计委和第二工业局等和县里、地区有关部门，还要和当地村、公社干部联系，忙得不可开交。工人们就更累了，从平原上的没有见过山的人如今要打眼放炮开山烧窑，听起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不可思议，但为了早日重建家园，大家积极性非常高，白天劳累一天，晚上还学习到很晚。

石灰窑垒起来了，有十几米高，大家装石添煤，然后点燃，少顷便燃起了浓浓的黑烟，几百人一起祈祷，但愿出个好窑，烧出好石灰。苍天不负，开窑那天洁白的灰块滚滚而出，令大家喜不自禁，叫喊着、拥抱着，还燃起了鞭炮以示庆祝。县计委也发文表示祝贺，于是一辆辆装满白灰的大挂车拉往丰南的各个地方，使得丰南自力更生、凭借自己的力量重建了家园。

在石矿的活又脏又累，但没有一个人抱怨，令人惊奇的是还有一个7个女孩的班组，都是些不到20岁长得很精神的女孩。那时烧窑分班，她们为一个班，住在一个房间里，她们平常文文静静，干起活力比男工人毫不逊色，令男人们刮目相看。

后来，我考上大学离开了那里，但我的心一直牵挂着那里，迄今还与当年的一些石矿工人保持着联系。去年十一放假，我还特意到石矿旧址看。石矿早已经不在了，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工作完成，石矿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当年的矿区已是一片秋熟的庄稼，高耸的巍峰山也是一片秋色，只是当年开山的坑还在，灰窑还在。旧地重游，想起当年的艰苦岁月，我不禁热泪盈眶，拍了几张照片，捡了一块石头以示纪念。那令人难忘的岁月，令人难忘的人与事，我会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